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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on Inn

我愿意插上双翅,在那童话的边境,去追逐那飞奔的野牛,我要在激流中勇进...

 
 
 

日志

 
 

我们城市的生态安全感  

2006-05-31 22:58:59|  分类: 天下杂侃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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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城市的生态安全感

                                                                                       
 琪迅
    “我希望每一个人能为他生活的地方人感到骄傲,而他生活的地方亦因为他活着而骄傲。”
    拨开静静的云层,仰望着天空倾诉而下的光芒,在生活的息角,翻越历史的藩篱,阅读吴方笑薇女士《我理想的城市-一个香港人的构思》,我们仍然能够灵感,上苍赐予我们的分享,让我们进入了居住的昌繁。而无论分享文本的急促感或者愉悦,还是一种居住状态的丰富与多样性,我们都只是驻留在暂时的阅读空间里,而真正的考量存在于我们是否有勇气为我们的城市居住累积劳绩以至于开拓自由之境。
    城市生态的安全归根彻底是嵌入人的关系网络中的生态价值观的一种尺度感,在城市社区的生活空间里,生态安全的尺度感摄取于城市生态过程中的和谐,包括人与人的生态价值批判,人与自然的共荣共存,还有面对突发事件的处理能力上面。上述的和谐社会是一种动态的系列,拘泥于个人的笔触和阈限,也只能展开阅读之后相当有限的思考了。
    在城市里,人口规模与经济能力产生的异质性表达出城市群落发展的不平衡和阶层利益的不同诉求,人与人的生态价值也表现出了多样性,传统与现代,郊区与城市,社会与个性的冲突形影不离,但是这些并不能说明什么,重要的是生态价值的多样性如何在城市环境里平等的得到伸张,这是一种生态公正的起诉。环境正义(Environmental Justice)是:“由于环境因素而引发的社会(不)正义,尤其是关乎强势与弱势团体间不对等关系的议题。”罗尔斯指出:“对我们来说,正义的主要问题是社会的基本结构,或更准确地说,是社会主要制度分配基本权利义务,决定由社会合作产生的利益之划分的方式。所谓主要制度,我的理解是政治结构和主要的经济和社会安排。”在我国,生态价值批判根本离不开政府的干预,草根组织自1994年自然之友成立肇始,仍然停留在环境教育和“游牧活动”领域,虽然2005年圆明园事件后掀起了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但是“游牧活动”的性质的无奈选择还是力不从心的,今年的听证会又暴出了丑闻,可见在现在的国家里,和谐仅仅还是个形式,不是什么框架,更不能说什么结构了,一种压迫感和文化变异后的内疚情节使我们不得不面对诸多的思考,在城市生态安全里,人与人的生态价值批判是最大的问题。
    去年的大辩题“人类要不要敬畏自然”并没有什么结果,我们只是看到了些科学花絮和一些动人的演讲场景,除了这样便一无是处了,对我而言这场议题实际上还停留在传统的主客体之争。好象我们的经济发展路子一样,我们因为起步就一直在无理取闹,背叛了传统的生态价值观念,又没向西方老师学好知识,根本上说是不会思想,在社会利益面前谋求公共福利的动力机器已经哑然,在知识通向思想社会的路途,我们没能够好好的扪心自问,我们的社会缺少的是良知。
    在城市社区中,人与自然的共荣共存是多方面的,最重要的还是城市建设的生态理念和人类生活方式的选择。在我们的文化记忆里面,还清晰着我们祖辈的经验世界里对生存思想的智慧与热情,老子的宇宙哲学与人——物不疑的本体思想,二千多年倾注在城市园林里的生命激情,还有生活里最最质朴自由的生态生活方式。2004国际花园社区获奖名单十五个就有十一个是中国的社区,中国的地产开发与人居环境进入了它生命中姹紫嫣红的花样年华,然而这又能够表面什么呢?经济发展张开的消费之翅,实际上环绕的只是财富的银冠,经济学家们将这种炫耀性消费的商品称之为凡勃伦物品,甚至画出了一条向上倾斜的需求曲线——价格越高,需求量越大。凡勃伦物品包含两种效用,一种是实际使用效用,另外一种是炫耀性消费效用,而后者由价格决定,价格越高,炫耀性消费效用就越高,凡勃伦物品在市场上也就越受欢迎。这在中国不知道是官僚文化传统的预防针呢,还是我们在有意的制造悬挂在城市上空的达摩克力斯剑呢?我们可以肯定的是成熟市场条件下,一切商品文化都至于合理,但是中国市场只是中国市场,我们的文化一直在步入自己捆绑自己的困境。城市建设的生态主义实际上是种文化奢侈品,是消费主义与利益至上经过复杂变异的产物。城市建设还是应该适宜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民众的承受能力,顾及社会公平与和谐的发展。
    “我们塑造我们的城市,然后我们的城市再来塑造我们的生活方式?”不管是顺应这个逻辑或是反过来的先后塑造程序,最终回归到一个共同原点,生命、生活、生态、生存的休戚与共,我们需要其乐融融的社区生活,还有去抚爱自然,珍惜生命的生存价值理念。
    一个城市的免疫力不仅仅来源于绿化功能,更重要的是城市的绿化行动里昭示出来的市民意识和生生不息的志愿者精神。在应对处理突发性事件的过程中,城市生态安全的全部基础就存在于政府持续的自觉和民众的助人自助以及良好的沟通过程。“非典”之后,对城市生活环境和城市公众健康的关注上升,城市绿化的价值也相对地提高了,但是这一切仅仅是事后补课,还不能够形成以后处理突发性事件的能力,这样一个主题其实就是说我们的城市文化里有多少生态理念的地层了,这才是最核心的东西,才能够至于厚积薄发,游刃有余。
    一个有责任感的城市绝对不会吝惜市民分享生态安全的权利与义务,鼓励民间力量参与,无论是城市管理、环境改善和绿化都需要发动社会责任共担。民间组织是最佳的合作伙伴。进年来有关公民社会的议题在不断的出现,但是在实际上更广泛的空间和时间里,平民社会的议题才是致理之所,草根力量方正抽出新绿的嫩芽儿,NGO在公共领域里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守护社会的共同福利,留心腐败,消除社会之恶;怜悯贫困,爱抚悲伤;侦探污染,关怀保育;保卫文化,建立我民族最善良而坚强的盾牌,是最佳的途径。但这并不容易,我们常常潜入布尔迪厄式的场域空间里的惯性力而难以自己,转变需要全社会的勇气和汇合民众的智慧。
    生态安全感的思考出自于我为今年福建环境关爱日书写的《清洁社会倡议书》,如果单纯的讲,致力于这样的努力将增加我们生活的整体幸福感,在城市的空间里,对民众而言,城市的生态安全感则是一场生活方式的绿色运动,一面文化净化的旗帜,一件动人心扉的事情:让良心与未来占据我们的——心灵里最美丽的空间!
    这是非常动人的文本,事情完全超越了本文的论述,即是说,城市生态安全感溶化在了绿色行动与生活方式的平凡之中,而不是拘泥在城市生态安全感构筑的文本框架里,这是我们面临摆脱安全感贫乏的自由之路,也是必然之途。
                                                                       
五月二十一于本部芙蓉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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